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把教育推向社会、面向全民的“私学”、并形成相当规模、在当时和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，当推孔子。孔子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，也是中国民办教育历史上的开山鼻祖。
孔子虽为贵族后裔，但家境早已衰微，仅作过“陬邑宰”(相当于现在的乡长)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即去世。孔母颜徵带着这个孤儿离家寄居曲阜，过着贫苦的日子。
孔子后来回忆，他曾经种过菜，赶过车，放过羊，甚至当过吹鼓手。这些使他掌握了许多生活技能。孔子自幼好学，到30岁时，他已身怀六艺、博古通今了。
孔子学业有成之后，立即对贵族垄断教育的沉重传统发起冲击，率先举起“私学”的大旗，公然开门授徒，面向全社会招收学生，以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乐事”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孔子创立私学、发展民办教育的成就是罕见的，他创造出许多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办学经验。
首先是广招学生，来者不拒，彻底打破了过去只为少数贵族服务的教育模式，使交一点学费的求学者都可以入门受教。孔子自己说他是“有教无类”，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，无论贵贱、贫富、贤愚，不分地区、国界、年龄，一切愿意学习的人都可受教。如此广泛地招收学生，以至同时代的南郭惠子也讽刺地说：“夫子之门何其杂也!”而正是这个杂，这个不拘一格，才使孔子的私学越办越兴旺，越办越出名，达到“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。”
其次，孔子对学生爱如己子，并终身负责。《论语》中有许多孔子和学生亲密无间、切磋学艺的生动记录，同时他更以自已的博学和品德赢得学生的尊敬。他对学生终身负责，许多弟子完成学业后已做了官，孔子仍追踪辅导，指导他们做官的道理。他的私学就像一个大家庭，他和学生患难相依、共同生活，成为学校与家庭的统一体，使学生犹如依恋家庭般的依恋他们的学校和师长，产生了强烈的“亲附力”。
孔子对学生有着深沉诚挚的爱，学生对老师也有着出自内心的敬。孔子去世，许多弟子都服丧三年，子贡结庐于墓旁守丧六年才离开。这种深厚的师生之情也是孔子办私学发达兴盛的核心原因之一。
孔子在创立和发展私学中，摸索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，内容丰厚精辟，至今仍不失为发展民办教育的圣典。
孔子施教的突出特点是以德为本。孔子认为，人到社会上首先是“做人”，其次才是“做事”，所以他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学生道德品质上。他孜孜不倦地教诲学生要做一个有道德、有志气、高尚无私、于国于家有用的人。在《论语》一书中，他言及道德培养553处，申论了诚、敬、信、爱、智、勇、敏、慈、亲、正、廉、义等多种道德品质的内涵和要求。他的道德教育涵盖了思想观点、政治态度、意志性格、品质以及才智勇等全方位的修养。这种首重德育的教育指导思想，是孔子办好私学取得社会承认又能传播后世的最根本的因素。
对于教学方法，孔子提倡“学”、“思”、“行”相依相辅，即著名的“见闻之学”、“思闻之学”和“习行之学”。
孔子认为，通过耳闻目睹获得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，所以他十分重视见闻之学，强调多闻、多见、多识、在闻见中博取，在博取广识的基础上择善而从。但他并没有陷入经验论中。他同时认为，任何人不可能、也不必要事事都需亲身直接经验，必须依仗前人已积累的知识来发展自身，即通过读书广泛学习历史、文化，用作现实的借鉴。
在“学”的基础上，孔子又倡导“思问”。思是学的深化、提高、两者必须结合，否则不仅学将无获，思也会因失去基础而成为空想。他又说“疑生问”。有疑才有思，思而不解才有问(包括自问和问人)。疑与问是积极思考、深入钻研的重要方式，也是积极思维活动的过程，思与问在这里密不可分。所以孔子把思问之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习过程，作为向习行之学阶段的过渡。在过个过程中，他强调“不耻下问”，积极主动思考问题，发展“举一反三”、“闻一知十”的推理能力，培养“温故知新”、“告往知来”的创造性思维。这一思想在孔子学习过程论占居核心地位。
行之学居孔子“学”的范畴中最高的层次。“习”在这里有二义：一为温习、复习、指知识的巩固；二为练习、演习、实习、即指技能的熟练，所以习包含学与行双重含义。而“行”是其主要成分。如果说由学到习是知识技能熟练化的过程，那么由习到行则是知识技能见之于实践的过程，所以孔子将习与行作为相对并列、递进而又彼此连接包含的统一过程予特别重视，这一思想指明了学习的根本目的，是孔子学习理论的精华。
率领弟子走入社会游学考察，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又一独创的重要方法。他根据当时社会大变革、思想大更新、学术大开放的特点以及对人才的要求，将自已的私学置于社会的开放系统之中，使校内教育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，其主旨是造就社会所需要的外向性、复合性实用人才，这种作法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仍有借鉴作用。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伟大思想家、教育家，被后人称为“万民师表”，其功德、业绩，远非一两篇短文所能细述。以上仅从他创设私学即倡导民办教育的角度略述一二，挂一漏万，尚请贤者赐教。
孔子虽为贵族后裔，但家境早已衰微，仅作过“陬邑宰”(相当于现在的乡长)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即去世。孔母颜徵带着这个孤儿离家寄居曲阜，过着贫苦的日子。
孔子后来回忆，他曾经种过菜，赶过车，放过羊，甚至当过吹鼓手。这些使他掌握了许多生活技能。孔子自幼好学，到30岁时，他已身怀六艺、博古通今了。
孔子学业有成之后，立即对贵族垄断教育的沉重传统发起冲击，率先举起“私学”的大旗，公然开门授徒，面向全社会招收学生，以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乐事”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孔子创立私学、发展民办教育的成就是罕见的，他创造出许多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办学经验。
首先是广招学生，来者不拒，彻底打破了过去只为少数贵族服务的教育模式，使交一点学费的求学者都可以入门受教。孔子自己说他是“有教无类”，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，无论贵贱、贫富、贤愚，不分地区、国界、年龄，一切愿意学习的人都可受教。如此广泛地招收学生，以至同时代的南郭惠子也讽刺地说：“夫子之门何其杂也!”而正是这个杂，这个不拘一格，才使孔子的私学越办越兴旺，越办越出名，达到“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。”
其次，孔子对学生爱如己子，并终身负责。《论语》中有许多孔子和学生亲密无间、切磋学艺的生动记录，同时他更以自已的博学和品德赢得学生的尊敬。他对学生终身负责，许多弟子完成学业后已做了官，孔子仍追踪辅导，指导他们做官的道理。他的私学就像一个大家庭，他和学生患难相依、共同生活，成为学校与家庭的统一体，使学生犹如依恋家庭般的依恋他们的学校和师长，产生了强烈的“亲附力”。
孔子对学生有着深沉诚挚的爱，学生对老师也有着出自内心的敬。孔子去世，许多弟子都服丧三年，子贡结庐于墓旁守丧六年才离开。这种深厚的师生之情也是孔子办私学发达兴盛的核心原因之一。
孔子在创立和发展私学中，摸索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，内容丰厚精辟，至今仍不失为发展民办教育的圣典。
孔子施教的突出特点是以德为本。孔子认为，人到社会上首先是“做人”，其次才是“做事”，所以他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学生道德品质上。他孜孜不倦地教诲学生要做一个有道德、有志气、高尚无私、于国于家有用的人。在《论语》一书中，他言及道德培养553处，申论了诚、敬、信、爱、智、勇、敏、慈、亲、正、廉、义等多种道德品质的内涵和要求。他的道德教育涵盖了思想观点、政治态度、意志性格、品质以及才智勇等全方位的修养。这种首重德育的教育指导思想，是孔子办好私学取得社会承认又能传播后世的最根本的因素。
对于教学方法，孔子提倡“学”、“思”、“行”相依相辅，即著名的“见闻之学”、“思闻之学”和“习行之学”。
孔子认为，通过耳闻目睹获得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，所以他十分重视见闻之学，强调多闻、多见、多识、在闻见中博取，在博取广识的基础上择善而从。但他并没有陷入经验论中。他同时认为，任何人不可能、也不必要事事都需亲身直接经验，必须依仗前人已积累的知识来发展自身，即通过读书广泛学习历史、文化，用作现实的借鉴。
在“学”的基础上，孔子又倡导“思问”。思是学的深化、提高、两者必须结合，否则不仅学将无获，思也会因失去基础而成为空想。他又说“疑生问”。有疑才有思，思而不解才有问(包括自问和问人)。疑与问是积极思考、深入钻研的重要方式，也是积极思维活动的过程，思与问在这里密不可分。所以孔子把思问之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习过程，作为向习行之学阶段的过渡。在过个过程中，他强调“不耻下问”，积极主动思考问题，发展“举一反三”、“闻一知十”的推理能力，培养“温故知新”、“告往知来”的创造性思维。这一思想在孔子学习过程论占居核心地位。
行之学居孔子“学”的范畴中最高的层次。“习”在这里有二义：一为温习、复习、指知识的巩固；二为练习、演习、实习、即指技能的熟练，所以习包含学与行双重含义。而“行”是其主要成分。如果说由学到习是知识技能熟练化的过程，那么由习到行则是知识技能见之于实践的过程，所以孔子将习与行作为相对并列、递进而又彼此连接包含的统一过程予特别重视，这一思想指明了学习的根本目的，是孔子学习理论的精华。
率领弟子走入社会游学考察，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又一独创的重要方法。他根据当时社会大变革、思想大更新、学术大开放的特点以及对人才的要求，将自已的私学置于社会的开放系统之中，使校内教育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，其主旨是造就社会所需要的外向性、复合性实用人才，这种作法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仍有借鉴作用。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伟大思想家、教育家，被后人称为“万民师表”，其功德、业绩，远非一两篇短文所能细述。以上仅从他创设私学即倡导民办教育的角度略述一二，挂一漏万，尚请贤者赐教。